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自古以来，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，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。”情理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之一，其发轫于断狱的司法要求，又与立法精神、法律制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关乎传统中国社会法秩序的构建，为契约诚信提供了多维度保障，也对新时代诚信社会建设具有启发意义。

“情”是指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共通性情感，据此作出的行为反应，符合多数人的经验认知。对于传统契约诚信而言，人之常情体现为内在道德约束。“仁”“义”等伦理要求是人之常情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仁”体现为推己及人，强调恻隐之心与同理心，体现修己、向善的内在道德要求。“义”常被用来评价行为的正当性，如《荀子·正名》载：“正利而为谓之事，正义而为谓之行。”关于“仁”“义”与契约诚信的关系，《荀子·不苟》载：“君子养心莫善于诚，致诚则无它事矣。惟仁之为守，惟义之为行。”可见，君子坚守“仁”与“义”才能达到“诚”，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诚信的道德自觉先于法律强制。

“理”是指人们看待同类事物时所遵循的，并能够得到普遍适用的事理。对传统契约诚信而言，事之常理体现为客观理性准据。缔约双方充分尊重和认可自身达成的契约。从东汉始，契约尾部大量存在诸如“官有政法，人从私契”“两和立契，画指为信”“恐人无信，故立此契，用为后凭”等条款，体现了对私契效力的尊重和对诚信的强调。

“法”是确定性的规则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，是司法审判活动的依据。对传统契约诚信而言，国之律法提供了坚实的外在保障机制。律法强调缔约双方“和同”的主观状态。“和”指双方自愿，“同”指双方意思表示一致，“和同”即强调双方缔约“自愿”。与“和同”相对的就是“强”，所谓“不和谓之强”。如《唐律疏议》中所列举的“较固取”“更出开闭”与“参市”等行为，都是违背契约诚信的行为，被法律所禁止。

情理法传统强调人之常情、事之常理、国之律法三位一体，为传统契约诚信构建了一个多维度信用保障体系，也对新时代诚信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。首先，兼顾道德自律性与法律他律性。一方面，关注道德层面对于诚信精神的形塑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另一方面，充分发挥法律对诚信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作用，建立健全诚信制度体系。

其次，建设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制度体系。刚性主要体现在以法律、行政法规为依据，明确相关失信行为的法律责任，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。柔性主要体现在对失信行为的处理方式上，借助具有灵活性的措施，引导失信主体主动纠正错误、恢复信用。

最后，坚持整体性布局与重点性谋划一体推进。一方面，加快推动出台社会信用建设法，实现社会信用建设的法治化；另一方面，以政务诚信为引领，推进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的诚信建设，以达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要求——“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，健全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，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，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、遵循公序良俗”。（字数1226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