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，喜欢看书。我的小镇，没有海，却有个地方叫“北海”。在那里，有一个叫明康的老头，用几块木板，两条长凳，搭起一个租书摊。木板上摊开的，是花花绿绿的连环画，我们称它“小人书”。那是少年最丰盛的码头。书摊那么安静，只听见哗啦哗啦的翻书声，可我知道，那一颗颗小脑袋里，正翻腾着比海还大的世界。明康老头不言不语，端坐着，像尊守护宝藏的土地公。看一本，一分钱；厚些的，要二分。就因为这小小的“付出”，那书便有了不同的分量。我们看得极认真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一幅画一幅画地“抠”，恨不得把整本书背下来，好让那一分钱，生出十分的利息来。最爱是《三国演义》，那些骑马打仗的英雄，看了又看，直到书页被手指摩挲得起了毛边，明康老头用他沙哑的喉咙催促了，才恋恋不舍地还回去，心里还惦记着下一回“借东风”。

拥有第一本属于自己的书，是在三年级。县新华书店下乡，业务员把一箱箱新书摊在学校操场上。那是一个孩子第一次直面“琳琅满目”的喜悦。我挤在人群里，这本摸摸，那本翻翻，每一本都好看，每一本都舍不得放下。最后，我盯上了一本封面绚丽的《魔笔》，讲一个善恶有报的神奇故事。我把它拿起，放下，又拿起，终究还是放回了原处。心里却暗想：等我有了钱，一定要把它“请”回家。后来，书店业务员真的又来了。我用积攒的、带着体温的钞票，终于换回了它。那一刻，我把书紧紧抱在胸前。书看多了，那些优美的词句、动人的故事，便悄悄在心底生了根。从小学到初中，我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念出来。那也许是一个爱书的孩子最早尝到的、与文字有关的甜头。

十八岁，我插队落户。那几年，有的是力气活，却几乎安静不下来。书，成了记忆里一个遥远的、闪着微光的梦。直到后来参加了工作，在筑路造桥的队伍里，我才真切地感到腹内空空的惶恐。白天，我在工地上与砂石水泥为伍；晚上，就着宿舍里昏黄的灯，我开始恶补。我的领导是科班出身，于是鼓起勇气向他借来专业教科书，像蚂蚁啃骨头，一点一点地“啃”。领导戴着眼镜，耐心地把读过的书全找出来给了我。路、桥、梁、拱、力，这些陌生的符号，渐渐在我眼前活了过来，变成可触摸的蓝图。我的技术，就在这一页页的翻动里，硬生生地“长”了出来。

我不再满足于此。一次偶然，我得到一本《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》，翻开便如遇故人。原来，一位卓越的桥梁专家，也可以是一位文采斐然的作家。他笔下，坚硬的桥有了温度，有了历史，有了诗。这本书，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我对古桥的兴趣。紧接着，我又寻获一本《中国古代桥梁》，作者是唐寰澄先生。书是旧版的，图文并茂，纸页泛黄，却字字珠玑。它仿佛是一位沉默的向导，引领我走向一个更深邃、更为迷人的中国古桥的国度。

缘分真是奇妙。后来经好友同济大学杨士金教授引荐，我得以在上海一个桥梁研讨会上拜见了这位心仪已久的“大家”。唐先生是中国古桥研究的泰斗，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，为茅以升先生助手，曾协助茅老完成了《中国古桥技术史》编写；他设计的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方案，得到周总理肯定。这样一位声名赫赫的学者，对我这个后生晚辈，却亲切得如同自家子侄。自1992年到2003年，他给我写了59封信。信上的钢笔字一丝不苟，有学问的切磋，更有长辈的叮咛。他每次来沪，我们总要见面，甚至一起去考察青浦古桥。他鼓励我：“把你的积累好好挖一挖，可以著书立说。”

唐先生的话，是火种。于是，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，我的专著《青浦古桥》出版了。唐先生欣然提笔，为我作序。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捧在手中时，我忽然恍惚。从“北海”书摊上那个赊着梦的孩子，到如今将名字印在扉页上的作者，这中间，隔了怎样一条漫漫长路？

新书上架后，有一次我去书店转转。看见一位读者在书架前驻足，抽出我那本《青浦古桥》，翻开良久，然后走向收银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一股热流，毫无征兆地涌上心头。我的书，我的思考，我故乡的桥，正在走进另一个陌生人的精神世界里。这也许是一个写书人，所能获得的最极致的快乐。

后来，区里实施危桥改造，引来一批中央媒体的记者采访。席间竟有记者问起：“听说你们青浦有一本写古桥的书，能否看看？”消息辗转传来，我心跳如鼓，立刻送了20本过去。那一刻，我感到笔下的文字，终于与现实的桥、与故乡的水，实实在在地连接在了一起。

与书相伴的日子，是温暖的。我面对陪伴自己几十年的书架，感慨良多。曾几何时，我的藏书近万，几次搬家，忍痛割爱，赠予他人，如今留在身边的，也还有上千册。它们中的每一本，都是一个故人，一段时光。（字数1807）